毛泽东主席的《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以及《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尽管当时并未对外公开发布，却迅速在北京乃至全国范围内传开，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自此，红卫兵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登上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毛主席对红卫兵运动的坚定支持，尤为显著地体现在他在北京接连八次接见红卫兵的行动之中。
1966年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不久闭幕之际，毛主席为表达对红卫兵运动的坚定支持，特于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办了“首都各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在这场盛会中，毛主席亲自接见了红卫兵。
每逢在天安门广场举办重要集会，防空警戒便成为一项不容忽视的课题。在那8月18日的清晨，为确保毛主席等领导人的安全，我肩负空军司令员的职责，于拂晓五时便登上天安门城楼，亲自担当起防空警戒的重任，从而得以目睹大会的诸多细节。
自凌晨一时起，百万红卫兵与民众陆续涌入广场。其中，一千余名红卫兵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而数万红卫兵则占据了城楼两侧的观礼台。历来，天安门城楼与观礼台仅限于举行重大庆典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部门高级官员方可登临。此次，让广大民众，尤其是年轻的大、中学生们踏上这些神圣之地，实乃建国以来前所未有之景象。
约莫上午九点半，毛主席、林彪以及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踏上了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出乎众人意料地换上了一套全新的草绿色军装，头戴一顶装饰着红五星的新式军帽。我注意到，他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室内，一边静候大会的开幕，一边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等人共同审阅并修改大会的演讲稿。
十时正，庆祝大会启幕，《》东方红在激昂的乐曲声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庄严宣布大会开幕，并发表讲话。在他的讲话中，鲜明地赋予了毛主席“伟大领袖”、“伟大导师”和“伟大舵手”的崇高称号。
继而，林彪发表讲话称：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最高指挥官乃是我国敬爱的毛主席，他被誉为“伟大的统帅”。由此，林彪再度为毛主席增添了一个“伟大的统帅”的尊称。在这“四个伟大”的称号中，有三个最初由陈伯达提出，而“伟大的统帅”这一称号则是由林彪所赋予。
不久之后，林彪挥毫题写了“四个伟大”，其文随即在《人民日报》上与公众读者见面。自那以后，“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四个伟大”的称谓，便在全国各地广泛传播。这正是“四个伟大”名称的由来。
在盛大的庆祝盛典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学生宋彬彬，郑重地将一枚红卫兵袖章佩戴于毛主席的左臂。彼时，天安门城楼之上，毛主席脸上洋溢着喜悦，对林彪言道：“这场运动声势浩大，真正将广大民众动员起来，对于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进程，意义非凡。”
林彪讲完，周总理也发表了讲话。周总理讲完后，大会就开始群众游行。当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时，毛主席在城楼上由东向西，又由西向东，不停地挥动着手里的军帽，向游行队伍和观礼台上的红卫兵致意。毛主席的这一举动，使得观礼台和广场上都沸腾了，天安门城楼两侧的观礼台上，数万名红卫兵举着毛主席语录齐声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声震云霄。广场上，游行群众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淹没了一切。这种场面通过广播，也感染了全国人民。
翌日，全国各地报纸纷纷以显著版面详细报道了“毛主席与百万民众共同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宏伟庆典。随后，一部名为《毛主席与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同在》的大型彩色纪录片在全国范围内隆重上映。
自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全国上下的大、中学校师生络绎不绝地涌向北京，渴望能见到毛主席。鉴于此，毛主席决定于8月3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第二次接见活动，届时将有来自全国各地及北京的五十万红卫兵齐聚一堂。
本次接待活动自午后三点正式拉开序幕。在会议中，周总理率先发表致辞。他满怀热情地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队伍抵达北京，并对他们所展现出的全国性的革命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大串联这一举措，他如此表述：“当前，各地学子纷纷涌至北京，分享彼此的经验，而北京的同学们亦踏足全国，开展革命联络，我们认为，此举实属佳话，予以全力支持。中央作出决策，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以及部分中学生的代表，将分期分批来京交流。”
在讲话中，周总理呼吁红卫兵效仿解放军的榜样，他们应当“紧握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旗帜，研读毛主席的著作，聆听毛主席的教诲，遵循毛主席的指引行事，灵活运用毛主席的理论，永做毛主席忠实的学生与英勇的战士。”
在周总理发表讲话之后，林彪佩戴着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标志袖章，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他阐述道：“红卫兵挺身而出，街头巷尾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已深入国家政治、经济领域，从校园的斗、批、改蔓延至整个社会的斗、批、改，一股群众性的革命浪潮正在重塑我国的全新面貌。”
在讲话中，林彪强调了红卫兵应秉持的斗争精神，即“敢于直面斗争，勇于投身革命，精于斗争策略，熟练革命技巧”。他进一步指示，要明辨敌我，区分朋友与敌人。必须注重联合广大人民群众，集中火力对付那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斗争的焦点应放在那些潜入党内，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身上。务必牢牢把握斗争的正确方向。
据我所知，林彪每次接见红卫兵时发表的讲话，实则均由中央文革小组代为拟定，随后依照文稿进行宣读。
在周总理与林彪发表讲话之际，时值傍晚五点，毛主席及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从天安门城楼上缓步而下，他们登上各自的检阅车，准备驶入广场，对红卫兵队伍进行庄严的检阅。
周总理亲自调度了车辆，首辆车上搭载的是毛主席与贺龙，次辆则由林彪乘坐，而第三辆则由周总理与陈伯达、康生共同乘坐。其后尚有数人，然我已无法确切忆起。
在广场之上，由北京军区与北京卫戍区负责指挥，部队士兵们严格维持秩序，并精心组织通道，以确保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车队得以顺利通行。然而，当毛主席的检阅车队驶过金水桥不久，刚刚由部队战士搭建而成的人墙便被红卫兵们蜂拥冲破。彼时，红卫兵们纷纷不顾一切地向前猛冲，渴望与毛主席握手，瞬间便将通道彻底堵塞。
为确保安全无虞，周总理与汪东兴紧急调度，陆续派遣队伍，由天安门内奋勇冲出，全力保护毛主席的安全。与此同时，北京军区与北京卫戍区的领导亦持续与红卫兵沟通协调，方得以疏通道路，最终以一辆吉普车将毛主席安全护送出外。
汲取了前次的经验教训，毛主席在第二次乘车外出时，场面井然有序。检阅车队驶过金水桥，沿着东西长安街缓缓行进，沿途所至，红卫兵们无不激动地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一时间，口号声此起彼伏，声浪震耳欲聋。
当检阅车队抵达金水桥前，夜色已渐浓，然而红卫兵们仍意犹未尽，纷纷请求能再次见到毛主席。面对这一幕，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多停留了片刻。直至夜幕彻底降临，这场接见才宣告落幕。正值8月底，北京仍暑气逼人，接见结束后，众多来自远方的红卫兵选择在天安门广场露宿一晚。
‘首辆检阅车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与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同坐，第二辆车上则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
此提法，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作为核心，用以凸显林彪的提议，获得了中央文革的支持，因此照片得以在次日与读者在报纸上相见。自那以后，无论在报纸、文件，抑或是各类场合，“亲密战友”这一称谓逐渐流传开来。
当时我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直至我参与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与周总理的交流日渐频繁，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亲口向我透露了这些信息。
在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短暂之后，中共中央与国务院随即于9月5日发布了一则通知，题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府学生、中学革命学生代表及革命教职工代表赴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通知》明确指出：对于前来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外地大学生、中学生以及教职工，将享受火车票免费待遇。生活补助及交通费用将由国家财政全额承担。抵达北京后，其餐饮和住宿将由北京市相关部门负责安排，而在此期间产生的餐费亦由国家财政负责。
自通知发布以来，全国各地的大小学校的学生与教职员工纷纷投身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彼时，人们纷纷将北京视为大串联的首选目的地，渴望亲临现场，接受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因此，《通知》发布后，毛主席在北京接连六次接见了红卫兵。加上前两次接见，截至1966年11月26日的最后一次，毛主席共八次接见了红卫兵，接受接见的红卫兵人数约为一千一百万人。身为空军司令员，我全程参与了毛主席这八次对红卫兵的接见。
每逢接待红卫兵，周总理均需亲自承担繁重的具体组织任务。据我所知，这些任务之繁重，实属罕见。在接见活动前，周总理总会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国务院、解放军各总部以及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共同研讨组织与安全事宜，并细致安排好警戒措施。而我们这些协助周总理开展具体工作的同志，往往需连续忙碌数日甚至通宵达旦。
在浩瀚的古今中外历史长河中，此类无需费用即可乘车、用餐、住宿，且参与者众达数千万之众的大规模串联活动，实属罕见。然而，随着9月15日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临近，一些问题也随之浮现。
有限的交通工具难以满足庞大的红卫兵群体流动需求，由此引发了交通运输史上罕见的运载量高峰。长途汽车、内河船只、海运轮船，尤其是火车的超载现象，已经达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在那个时代的火车车厢内，人潮汹涌，茶几上、椅背上、走道上、厕所里都挤满了人，甚至行李架上和座位底下也堆满了旅客，导致车厢内行李架普遍断裂，各种设备亦遭破坏。红卫兵的大串联活动，无疑让全国交通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
自十月毛主席第四次、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之后，愈发众多的红卫兵潮水般涌向北京乃至全国各地，给交通运输部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其反响愈发显著。面对这一局面，在周恩来总理的请示下，毛主席表示赞同，于是徒步串联的方式开始被大力提倡。
自此，虽然众多学校的师生积极响应号召，投身于徒步串联活动，形形色色的“长征队”红卫兵队伍层出不穷，然而，仍有大量师生选择乘坐各式交通工具展开串联，这使得全国交通运输的压力并未得到丝毫减轻。
“行走”的难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紧接着，“饮食”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在那段大串联的狂潮中，除了北京之外，众多“革命圣地”亦成为了串联师生们的心仪之地。然而，问题在于，这些“革命圣地”普遍缺乏必要的接待设施。以井冈山为例，山上原本居民稀少，一旦数十万学生蜂拥而至，很快便出现了粮食短缺的困境。
得知这一消息后，周总理深感忧虑，随即紧急号召武汉、南昌、广州、福州、杭州等各大城市的民众行动起来，纷纷蒸制馒头、制作面包、饼干、点心等食品。食品收集完毕后，他令我派遣空军飞机，从四面八方将物资投掷至井冈山上空。我们持续进行了半个多月的空投行动，这才让大多数学生得以免受饥饿之苦。
随后，周总理向毛主席请示道：当前，铁路、汽车以及轮船均面临紧张状况，粮食与住房亦感短缺，不知是否可对串联人数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毛主席的回复是：目前仅接待了六七百万群众，尚显不足，需增至现有数量的两倍，同时务必确保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即保障他们的饮食、居住与出行。
周总理再次召集国务院、北京市以及军队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共同召开会议，深入研究和部署相关工作。随后，他主持了一场万人规模的动员大会，向北京市的广大军民发出号召，要求大家全力以赴，热情接待毛主席邀请的贵宾。他强调各部门要明确责任，做好粮食储备、房屋安排以及交通保障等工作。所有学校、机关、厂矿、招待所和宾馆均需腾出空间，以备接待红卫兵。
我仍清晰记得，毛主席在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时，除了在天安门广场接待了部分红卫兵外，大部分活动是在北京西郊机场举行的。鉴于西郊机场的跑道长度不足，在周总理的亲自指挥下，我们加班加点，紧急扩充了机场跑道，分别在跑道两侧各向外延伸了二百五十米，同时加紧修筑道路和桥梁，以确保大队人马能够顺畅通行。
11月25日与26日，毛主席接连两天在天安门广场及西郊机场热情接待了多达二百五十万的红卫兵队伍。彼时，飞机场的每一条道路上都人潮涌动，熙熙攘攘，宛若山海。然而，由于人数众多，直至散场之际，竟然有数十人不幸被挤伤。
散场之后，我即刻向周总理汇报了有人受伤的情况，他嘱托我全权负责将所有受伤的红卫兵送往空军或海军医院接受治疗。为此，我们与海军部门忙碌了整整半天。事后，周总理更是亲临医院，亲自探望并慰问了那些受伤的红卫兵。周总理这种严谨认真、负责到底的精神，无疑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不能再见了。”
凭借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随即发布通知，指令外地的各大、中学校红卫兵停止前往北京进行串联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