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羁留”
美国五年始末
作者：马 雅
写在前面在七十载前的1955年秋季，钱学森先生重返祖国，迅速跻身于中国航天事业的开创者之列。东风、长征、巨浪等一连串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重器，均凝聚了他的核心力量。本号荣幸地发布马雅生女士的深度文章，其中详细揭示了钱学森在美国的羁留经历及归国途中的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
鉴于苏联在意识形态、经济和军事领域的扩张态势，美国应采取“遏制”策略，而非绥靖政策。这份电报为美国后续的冷战政策，尤其是“杜鲁门主义”的制定，描绘了清晰的蓝图。
一边是以苏联为首的独裁专制阵营，另一边则是西方世界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同时，他也明确指出，面对苏联的扩张主义，西方世界必须采取强硬的立场进行有效反击。自此，美苏之间的冷战正式拉开序幕。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与苏联的关系经历了戏剧性的转变，从二战期间的盟友转变为对立的敌手。一系列间谍活动的发生，使得美国政府对于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的渗透感到前所未有的焦虑与警惕。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签署了“9835号行政令”，强制联邦政府雇员对政府宣誓忠诚，以确保政府能够甄别并剔除不忠的成员。此外，他还赋予了联邦调查局对涉嫌分子实施监听、拘捕乃至吊销护照等权力的广泛授权。
1949年四月，苏联成功引爆了原子弹，这一事件揭露了美国国内存在间谍，他们向苏联泄露了绝密情报。由此，一股“红色恐慌”在美国社会进一步扩散开来。
何况在中国，1946年马歇尔将军调停国共和谈失败之后，内战爆发。美国虽支持蒋介石，而蒋军节节败退；苏联暗中支持中共，中共则节节胜利。
在此情境之下，臭名昭著的约瑟夫·麦肯锡参议员，登上了美国政治的舞台。他借助“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大张旗鼓地清除政府、媒体和军队中的“赤色分子”，其列出的“国务院共产党党员”名单竟达205人之多……这一打压言论自由、侵犯人权的猎巫运动，导致众多无辜者遭受政治迫害和牵连。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代，即便是伟大的爱因斯坦和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也因涉嫌亲共和“间谍”而遭到秘密调查，甚至被吊销了安检通行证。
恰逢其时，“钱学森案件”适时曝光。
钱学森与其在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同事们共同留下了珍贵的一影。
钱学森当时担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的负责人；该实验室日后演变为NASA的雏形，是美国军方的重要科研投资对象。在火箭与航天领域，钱学森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使他成为业界公认的领军人物。
钱学森与蒋英休假合影
问题症结在于钱学森的“中国身份”上。在二战期间，中华民国与美国结为盟友，因此钱学森得以持有安检通行证，参与那些高度机密项目的科研工作。他的博学多才与卓越能力赢得了政府、军队等多方的高度信任与青睐，备受重用。
钱学森先生的安检通行证，上层为普通级别，下层则为绝密等级。
因此，钱学森，当时身为美军航空兵上校，于1945年二战停战之际，与其导师冯·卡门同行，赴德国以获取纳粹军方在航天领域的顶尖资料。在此过程中，他还曾对日后被誉为美国“航天之父”的纳粹科学家冯·布莱恩进行过审讯。
钱学森（中方）与其导师冯·卡门（右侧），身为军人远赴德国，搜集纳粹航空领域的相关资料，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审讯。
钱学森上校（左）及美军同事
随着中国内战的落幕，1949年10月，共产党执掌了国家政权，我国自此由盟友转变为对手。紧接着，1950年6月，北朝鲜擅自越过了三八线，朝鲜战争由此爆发。同年10月，我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投身抗美援朝的战斗，中美两国由此交手。
在当前中美关系极度紧张之际，正当美国上下弥漫着“红色恐慌”的狂潮，美国联邦调查局揭露了一项事实：钱学森在1938年曾是美国共产党的成员。正值1950年9月，美国国会即将通过“内部安全法”，将共产党定性为企图颠覆美国的非法组织。鉴于钱学森的外籍身份，这一发现也使得美国中央情报局卷入了对他进行的调查。
尽管联邦调查局与中央情报局尚未发现足以对钱学森定罪的充分证据，但军方介入后，案情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鉴于钱学森得以接触，甚至可能掌握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机密，美国海陆空三军的情报机构于5月18日紧急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最终得出结论：无论钱学森的政治立场是共产党员或亲共分子，其留在军中均对美国构成不利。因此，在1950年6月6日，美国陆军第六局司令部致函钱学森，明确要求他不得再参与任何军方事务；紧接着，他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安检通行证也被撤销。
美国陆军第六局致钱学森函件
这对钱学森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几乎预示着他职业生涯的终结。他曾是该领域的一颗耀眼新星，不仅备受同行的热切期待，军方亦对他的卓越贡献给予了高度认可。
投身科学研究的钱学森，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心中涌起了愤怒、困惑与屈辱。他坚信自己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于是在两周之后，他毅然决然地向上级及相关部门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在美国，我感觉自己不再受到欢迎，因此，我唯一的选择就是辞职，并返回祖国的怀抱。”同时，他也敏锐地观察到，在当时的政治打压浪潮中，加州理工学院的其他朋友和同事们，亦因涉嫌亲共之嫌，有的被捕入狱（如Sidney Weinbaum），有的被迫流亡（如Frank Malina）。因此，在决定辞职之后，钱学森立刻着手安排回国事宜。尽管校方竭力挽留，但他的决心已定。他迅速订购了8月份前往香港的机票，并将行李提前打包，准备通过海运返回祖国。
竟有节外生枝之变，于8月19日，钱学森委托的运输公司雇员，在受到麦卡锡主义思潮的误导和煽动下，竟擅自拆查货物，发现钱学森所托运的文件中，诸多皆贴有“保密”、“机密”、“内部”等标识。随后，该雇员立刻向上级汇报。上级闻讯后，立刻向美国海关告发。局势急转直下，海军、空军、国务院及原子能委员会迅速组成专项团队，派遣人员抵达现场。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及司法部管辖下的移民局也加入调查行列。调查人员发现，在这些书信文件中，涉及保密内容的主要集中在原子能、火箭、导弹等方面。在将情况汇报给上司后，尽管洛杉矶的联邦法官仅打算对钱学森实施监视，但国务院的意见却倾向于没收文件，并将钱学森拘留。
洛杉矶海关以钱学森涉嫌通过托运机密文件出境，违反了美国的出口法规、中立政策以及间谍法，为由，向他发布了民事案件的通缉令。
8月23日，钱学森在华盛顿向海军次长金鲍尔透露了自己的处境，随后返回洛杉矶。然而，抵达机场之际，海关总监出示了一份由司法部签发的，禁止他离境的正式手令。
8月24日，洛杉矶法庭正式作出裁决，批准了海关对钱学森行李的扣押。这一消息迅速传开，媒体纷纷争相报道，将其视为独家头条。次日，各大媒体纷纷以“运往中国的绝密文件遭截！”这样引人注目的标题进行报道，此事件迅速在全美范围内引发了广泛关注。而钱学森本人，直到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方才意识到自己的行李已被扣留。
洛杉矶海关扣留了钱学森的行李。
钱学森对这些文献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作为作者之一，他如同众多教授一般，享有保留个人科研资料的权益。
早在9月6日，司法部下辖的移民局便以钱学森涉嫌违反移民法为由，对其进行了逮捕。他被拘禁于位于洛杉矶南部、隶属于海军的联邦监狱——“终端岛”，共计十三日。夜幕降临，每隔15分钟，探照灯的刺眼光芒便会无情地照亮他的牢房，令他无法入睡。直至校方支付了高达15000美元的巨额保释金，钱学森才得以重获自由。出狱后，他一度陷入失语、失聪的困境，饱受幻听的困扰，体重更是骤减13磅。
钱学森曾在此狱拘留。
消息传来，鉴于“钱学森事件”的震撼性，国务院紧急召集了全美十所顶尖大学的校长举行会议，旨在研讨与之相关的各项事宜。会议最终达成共识：对于在美国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尤其是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应严格限制其返回中国。这一决定的依据是，他们在美国所掌握的科技知识，一旦回国，可能被用于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然而，与此同时，尽管海关已将“钱学森案件”的最终证据提交至司法部，关于钱学森是否构成违法，结论仍未明朗。
在这段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4月的半年时间里，司法部针对“钱学森事件”举办了四次听证会。最初的两场听证会相对简略，旨在证实钱学森自1938年起便加入共产党，因而理应被驱逐出境。然而，自安检通行证被撤销后，钱学森已决意坚定，对此并未感到意外，只盼早日返回祖国。但1953年3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却意外地揭露了真相：“将加州理工学院的火箭专家钱学森驱逐出境，将损害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这恰好是后两次听证会最终不了了之的深层原因。
钱学森与律师备听证会
的确，美国当局在处理“钱学森案件”时遭遇了一道棘手的难题。一方面，若他被定罪为共产党成员（FBI所持立场），加之作为敌国公民（CIA的观点），理应被视为“颠覆分子”，并被移民局遣返回国。然而，更深层次的担忧或许是，若将钱学森驱逐回中国，他掌握的关键知识可能会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造成损害（军方意见）。
鉴于案件的繁复程度，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务院以及军方，均将案件转交司法部处理。在经过反复权衡与协调后，各方最终达成了一项折中方案：决定将钱学森“软禁”，但并非将其驱逐出国。据此，钱学森的活动区域被限定在洛杉矶地区，并由联邦调查局负责对其实施监视、监听、查信、查友等措施，且要求他每月向相关当局提交一次报告。尽管如此，他仍获准在加州理工学院从事教学和指导博士生的工作，但不得参与涉及敏感领域的科研活动。
胸怀壮志的钱学森，并未因岁月的流转而意志消沉。恰恰相反，他把握这段宝贵时光，潜心钻研，相继推出了《工程控制论》与《物理力学的讲座笔记》两部著作。这两门他开创的崭新学科，与火箭技术及宇宙航行紧密相连。鉴于钱学森在科学领域的杰出贡献，他于1953年荣获了世界航天科学的最高荣誉。然而，钱学森并未领取这份荣誉，该奖杯至今仍静置于加州理工学院。但他的著作实际上为他日后的应用科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钱学森于加州理工学院任教
终至钱学森得以重返故土之际，他携书籍与子女一同前往向冯·卡门教授告别。彼时，已年届七旬四的导师不禁感慨：“此刻，你的成就已超越了我！”
不可否认，为了支援钱学森，学校方面不遗余力地采取了行动。校长亲自赴华盛顿，积极向当局施压，为其说项；同时，学校特地聘请了纽约颇具盛誉的律师，为他进行辩护；并且不惜巨资，确保他从狱中获释。
古语有云：人犹如时代尘埃，时常被风潮所裹。迈入1953年，中美两国在朝鲜战争中达成了停战协议。次年四月，在日内瓦处理印度支那问题之际，周恩来总理深思熟虑，意欲借此良机，与美国就滞留美国的中国侨民问题展开谈判。于是，中美双方就此议题展开讨论，美方亦提出关于在华被捕美军人员的相关议题。
1955年四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之上郑重宣布：我国政府诚挚地渴望与美国展开对话——即寻求重启因第一次台海危机而被迫中断的日内瓦谈判。当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要求：司法部需加紧处理涉及我国学者的案件，并通过联合国秘书长传达信息：美国将随时允许包括钱学森在内的所有我国学者离境。
为彰显诚意，我国于五月尾段，宽释了四名美国飞行员。同时，为进一步推动局势发展，我国还将日内瓦会谈的级别从领事级提升至大使级。
解除了羁绊的B-29机组人员，在重获自由后，抵达了东京的美军基地。
钱学森敏锐地捕捉到了中美关系迎来重大进展的最新动态。同时，他也关注到了关于陈叔通先生的报道。陈先生不仅是钱家的世交，也是他父亲的恩师，目前担任中国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的重要职务。钱学森担心错失良机，立即指示夫人蒋英设法避开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向她在比利时的妹妹蒋华寄去一封家信，恳请父亲代为转交，请求陈叔通先生向中国政府传达他迫切返回祖国的强烈愿望。中国政府在收到信件后，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了钱学森归国的问题。
1955年7月，面对国内舆论的强烈压力，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考虑到钱学森在这五年间已远离尖端科研领域，其知识体系多数已显得过时，认为其不再构成威胁。在此背景下，他毅然决然地忽视了军方关于“放虎归山”的担忧，最终决定批准钱学森离境。
美移民局撤销禁止钱学森离境令
1955年8月4日，移民局撤销了自1950年8月23日起实施的禁止钱学森离境的禁令。同年9月17日，在搭乘邮轮携家人告别洛杉矶港口之际，钱学森向采访他的记者表达了自己的心声：“我对我的祖国充满热爱，我将重返故土，投身于中国的伟大建设……我坚信，此生不会再踏上美国的土地，尽管我对美国人民依旧怀有深厚的情感……”他还补充道：“我的研究不仅涉及理论，也涉猎应用科学。”然而，周围的围观者中，似乎无人能够真正理解他这番话语背后的深意。
钱学森一家离美于邮轮
美国海军次长金鲍尔，对钱学森离美之事，曾作如此评论：“钱学森并非共产党员，正如我本人亦非共产党员。是我们将他逼离国土的！”而钱学森的同事亦表示：“钱学森始终将科研视为己任。他们撤销了他的安检通行证，导致他无法继续从事科研工作。事情原本就如此简单。”
至于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积累的丰富研究资料，在上世纪90年代初，学院便主动将其悉数归还。如今，这些资料存放在上海交通大学的钱学森图书馆中，该馆已成为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展馆。
得益于中国外交部、外贸部以及驻香港华润公司等部门的鼎力相助，钱学森先生得以顺利抵达香港，继而又从深圳重返大陆。在上海与家人团聚，并回杭州祖籍地进行祭祖活动后，钱学森于10月启程北上京城。在此期间，即10月至12月，他遍访北京各大高校及研究机构，远赴东三省考察当时我国的重工业与军工设施，更跨越国界访问了苏联。
在1955年年底至1956年年初的这段时间里，他荣幸地受到了彭德怀、周恩来以及毛泽东三位伟人的接见。
毛泽东会见钱学森。
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1956年2月，钱学森着手撰写《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在这份共计9页、字数达2700字的意见书中，钱学森提出了建议，主张在航天部门设立领导、科研、设计、生产四大关键机构。
钱学森所撰意见书递交给周恩来后，亦获毛泽东的赞同。当月，该意见书即获中央军委及国防部的首肯。翌年10月，钱学森被正式任命为国防部第五研究所所长，该研究所专注于弹道导弹与核武器的研发。于是，我国航天事业在党、政、军三方的鼎力支持下，自顶层设计至实际操作，迅速而坚定地推进。
1966年，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共事的同仁，偶然收到一张印有我国国画花卉的明信片，片上仅题一行字：“此乃逆境中绽放之花。”鉴于彼时正值文革初期，此语更显得意味深长。
诚然，那时的中国，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个体层面，都面临着未知的未来。依笔者有限的理解，钱学森一生中所遭遇的最严酷考验，实则发生在其被羁留美国的五年间。那五年，钱学森的心性经受了无数磨砺。古人有言：“诗三百篇，大抵皆圣贤奋发而为”。
且观之，当钱学森怀揣着拳拳赤子之心，挣脱束缚，重返祖国之际：
1960年11月，我国首枚地地战略导弹成功进行了发射试验，并于1964年正式被命名为东风系列。
1964年十月，我国首颗原子弹圆满完成了爆炸试验。
1967年6月，我国成功进行了首颗氢弹的试验。
1970年四月，我国首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搭乘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升空。
1980年5月，我国首枚洲际弹道导弹——“东风五号”，在太平洋指定海域成功实施发射。
1982年10月12日，我国首枚潜地固体燃料弹道导弹——“巨浪一号”圆满完成了发射任务。
2003年10月，我国首枚“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升空。长二F火箭成功发射。
于2018年12月，我国发射了“嫦娥四号”着陆器与“玉兔二号”月球车，搭载“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升空。次年1月，这两位“嫦娥”与“玉兔”抵达月球的背面区域。这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首次在月球背面实现软着陆，并通过卫星技术将月背景象传回地球，同时开展了科学探测工作。
嫦娥四号 & 玉兔二号
冯卡门陨击坑
这里隐藏着一个引人入胜的细节：“嫦娥四号”探测器恰好降落在了以冯·卡门命名的陨石坑之中。尽管这看似纯粹是巧合，却仿佛在分别七十余年后，钱学森亲自上门拜访，向他的恩师表达敬意。命运的奇妙之处，竟令人惊叹不已！
不久前举行的“九三阅兵”上，东风、巨浪、惊雷等系列新型战略导弹盛装亮相，光彩夺目。中国陆海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构建，现已圆满形成一套完整的作战体系。凭借钱学森弹道理论的研发成果，乘波体高超导弹同样展现出了耀眼的光彩……
钱学森晚年
附钱学森归国后创立的系统控制论，其应用范围远不止于“两弹一星”项目，它还广泛应用于我国众多重大工程及社会治理领域。此外，在国防战略方面，钱学森始终强调，中国必须建立起自主的核威慑力量。然而，这些内容并非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
